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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落弟士人场屋蹉跌返乡备试张謇在吴长庆幕府先后十年之久，本想借助庆军建功立业，但是这个梦想随着吴长庆之死很快就破灭了，虽然不能说是壮志销磨，却颇有几分心灰意懒。嗣后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来延请他入幕，并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请其聘用，都被张謇婉言谢辞了。正统儒家是讲究慎于出处的，张謇早就向友人说明过这层意思：“吾辈如处女，岂可不择媒妁，草草字人。”功名自然是需要的，但却不屑于“向纱帽下求生活。”这就是当年讲究操守的士大夫们的矜持。最后张謇带着七分懊悔与三分惆怅回到故乡，结束了他早年的游幕生涯。光绪十年（）七月二十一日，张謇离开庆军幕府返抵家园。九月十四日《申报》传来了总督张树声病逝于粤军防次的噩耗。张树声与吴长庆一样，都是张謇非常敬重的爱国将领。张謇认为他们的相继死亡，归因于李鸿章的压抑和对国事的忧愤。因此他更有感于政海波涛的险恶，心情愈加抑郁。就在这一年，周边的局势十分的紧张，中法战争爆发，朝鲜又发生“甲申政变”，中国东北与南部边陲的局势也趋于紧张。这时的张謇对形势虽然还很关心，但多限于在信函中发表一些空泛的主战言论，并没有多少积极的具体建议，甚至对友人还流露出消极的情绪。如在致朝鲜参判金允植函，在谈到辞谢张之洞等督府礼聘时自我表白：“自以天下之事，方用纷纷，好伪惧真，所在而是。苟非难进而易退，鲜有平丧身而辱名者，是用卷然，引义避谢。”可见他过于珍惜个人的声名，为保全个人名誉，甚至在国事危急之际，仍然主张“难进而易退”，这正是封建士大夫标榜道义所隐藏的弱点。不过张謇经过长期的游幕历练，加以一贯勤奋读书，在学识和干才两个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。特别是赴朝以后，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都积累了经验，这更使他超越一般的科举士人，逐步侪身当代名士的行列。但是张謇在思想上却难以超越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格局，一直把科举视为“正途”，他囿于考道，遵从父命。在回家的十多年间，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场屋蹉跌，成为一名落弟士人。19世纪末，人们仍然习惯于把科举视为“正途”，所以张謇很难超越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惰性影响。张謇回乡以后，至少是囿于孝道，遵从父兄之命，在10年间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场屋的蹉跌。早在光绪五年（）五月，张謇曾回通州参加过优行试，被主考官吏部侍郎夏同善录取为第一名（亦称贡元）。同年七月底，张謇在江宁参加两江总督沈葆桢、巡抚吴元炳、学使夏同善对优行生的会考，亦被取为第一名。贡生有恩贡、岁贡、拔贡、优贡、副贡之别，张謇属于文品均的优贡。贡生比廪膳生稍高一个层次，如定制一般生员品服式只能用银顶，而贡生可用金顶。此后几年，由于母丧和“壬午之役”事忙，张謇未能再次参加乡试。直到光绪十一年（）四月，张謇由上海乘船北上京师，参加顺天乡试。此时张謇由于国事家事都不如人意，心情颇为抑郁，这使他内心又增加了几分沉重。幸好到北京以后得到张裕钊、文廷式、袁昶等师友的关切与鼓励，才又安下心来认真作乡试准备。六月十一日循例在国子监“考到”，经祭酒盛昱录取为第一名，多少受一些鼓励。八月八日入考场，文、沈、王旭庄、梁鼎芬等新知旧好友均来“送场”，鼎芬且增送食物，这都是为了鼓舞张謇的斗志。清朝乡试分三场，八月初九为首场正场，十二日为二场正场，十五日为三场正场。首场题出于四书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），二场题出于五经（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），三场则为策问五道，涉及经史、时务、政治等方面。张謇自幼至长，历经十多年岁、院、科、乡各级考试的反复锻炼，已经学会了应付科举考场的全副本领。撰写八股文章自然是熟能生巧，所以善于利用其基本构架与逻辑规范，隐约地“自道其心之所明，自见面目”。这是一种颇有趣味而又相当艰难的游戏，好比是足球比赛的合理碰撞，或是乒乓比赛的擦边球，只有体育高手才能得心应手。张謇已是多经场屋蹉跌之人，尽管有人索稿纷如，赞誉备至，他仍无必中把握。八月十九日，也就是三场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张謇以卷稿请张裕钊审阅，老师“甚见许可”，友人亦置酒慰问。但张謇仍不免在关庙求签，结果求得“四十签上吉”，签文是：“新来换得好规模，何用随他步与趋。只听耳边消息到，崎岖立局见亨衢。”仿佛正是冲着张謇报来的佳音。九月十一日乡试发榜，张謇以第二名被录取。据说有清一代南方士人取中“北榜”（指顺天乡试）第二名的并不多见。从顺治十一年（）到光绪十一年（），先后年中，只有顺治甲午科盛于亮，乾隆庚午科方汝谦，光绪乙酉科张謇，一共仅有三人。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他们虽然不是“会元”，却习惯称作“南元”，就是参加顺天乡试的南方士人中的魁首。张謇自从十六岁考中秀才，先后经过17年断断续续的试场折磨，直到三十三岁才取中举人，而且又是引人注目的“南元”，心里当然十分高兴，但是，张謇的科举之路并非从此一帆风顺。光绪十一年张謇32岁，高中顺天乡试第二名“南元”。图为张謇应试的“硃卷”张謇自从同治七年（）到光绪十八年（）先后25年中，历经县、州、院、乡、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，其中直接消磨在考场上的时间，就是多天，科举应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不能不使张謇灰心丧气，并且已经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。他曾这样追述：“应试之求屡进而亦渐悟虽应制诗文，亦当自道其心所明，自见面目，不戾于凡为文之义理。三十三试顺天，中式举人，自信益坚。顾试礼部又四槟，年四十矣。私以为私于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者，已二十六年，可已矣。”张謇确已心灰意懒，对科举失去了信心，因此，连常用的那套考具也扔掉了。屡试不中名落孙山张謇在中举以后，于光绪十二年（）、十五年（）、十六年（）、十八年（），先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，结果都是名落孙山。张謇在考场上虽然屡遭挫折，但却正是在这些岁月里，与南派清流迅速结合起来，从而获得了另一种进取的机缘，并且终于使他进一步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。张謇与南派清流的初步接触，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末，而最重要的结果，则是他开始得到当时全国知名度极高的若干大人物的赏识。其中尤以翁同龢关系最好、最密切。南派清流发现张謇这个人物并加以扶植，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。翁同龢的家乡常熟与南通隔江相望，由于地缘的关系，翁同龢很早就把张謇作为乡里的后起之秀加以奖掖。这一点可以从张謇多年以后写的《奉呈常熟尚书》的诗中得以证明。诗中所谓“十年辽海军”指在庆军客幕期间，翁同龢致吴长庆函时，经常附笔问候张謇。翁同龢像光绪十一年（）春夏之交，张謇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，又结识了黄绍箕、王仁堪、梁鼎芬、沈曾植、盛昱、澲子潼、张云官、丁立钧、王松蔚等，这些人都是翁、潘门下的清流名士。张謇乡试高中，更使清流们感到欣慰。张謇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和感受。他写道：“九月十一日，听录，中第二。潘、翁二师期许甚至，翁尚书先见余优贡试卷，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，访余于庙（张謇住在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），余一答谢。”“潘师命为《乡试录前序》，翁师命为《后序》。”从此张謇与翁、潘正式形成师生关系，与清流的结合又进了一层。清流派非常重视自己的“正途”出身和翰林清望，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这个后起之秀尽快走完科举的漫长路程，及早正式加入到自己的行列中来。因此从光绪十二年（）以后，他们利用手头有限的主考录取权力，曾经四次暗中模索，并动了手脚，总希望帮助张謇取中进士，但是都未能如愿，且误中他人，面对这种李带桃僵的结局，张謇只得自叹命乖，甚至尽弃试具，不再作功名之想。这自然又使清流派们多少感到有些沮丧。光绪十二年（）三月举行会试，典试者为吏部尚书锡珍、左都御史祁世长、户部侍郎嵩申、工部侍郎孙毓汶。他们对这个新科“南元”的应试，似乎没有表现出特殊的

张謇一生第四章落弟士人